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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先生心中的“地火”(徐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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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先生心中的“地火”

 

徐冲

 

   

2007825日,田余庆先生出席第一届“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”,题写宋人治学语

 

作为一位八○后,我1999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时,田余庆先生早已不再担任教学工作,因此无缘亲身领略先生的授课风采。即使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,见面的机会也不过一年两三次的样子。但先生于我,却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熟悉感。学习魏晋史,先生的论著文字,自然是时时研读的对象。但更多的印象,是通过我的老师们在言谈中不断提到的“田先生”而塑造成形的。记得2007年开始考察汉唐间正史中所谓的“开国群雄传”问题时,业师阎步克先生即说这个问题当年田先生讲课时就提到过,很有意思,让我大受鼓舞。北大魏晋专业研究生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日常训练,就是跟随老师一起研读《通鉴》的中古部分。我当时是跟罗新老师读的,收获极大。这一传统据说也始自田先生。

  第一次有机会拜见先生本人,是2003年研究生入学之后。时值深秋,由阎步克老师居间联系,我们几位魏晋史方向的研究生同学一起去先生家中拜访。因为之前多次听说过先生过去如何严厉、学生们――其实是我们的老师辈――如何害怕的传说,心里还是极感紧张的。没想到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慈祥温和的老人,后来聊天时也全无“权威”的架子,极为平实自然。后来听说先生在新世纪后变得温柔了许多,但过去的学生去见他时还是多有心理阴影,反而不如我们这些八○后年轻人放松。那天因为人比较多,具体谈的话题已经记不清了,但先生在提到某一问题时瞬间炯炯的眼神,印象深刻,可以依稀想见当年的虎威。其时恰逢先生新著《拓跋史探》出版不久,我带去一本请先生在扉页上签名。今天翻检,竟是手头唯一的先生亲笔。

  先生出版《拓跋史探》时,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,却仍然能够开拓新境如此。我们同门之间谈论时,也常常叹服于先生晚年学术思维的敏感和对学界新动态的关注。2007年夏天开始,在阎步克老师和罗新老师的支持下,我和一些海内外学界朋友组织了一年一度的“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”。前两届联谊会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时,先生均专程到场出席。我相信除了对青年后辈的勉励之意(如第一届会议时专门自宋人笔记中摘出“博不病荒,精不病馁”八字与大家共勉)以外,先生心中对于我们这些新生代关注的课题一定也有着莫大的兴趣。那两次会议他都是坚持听完整个上午的报告后才离开的。后来联谊会会刊《中国中古史研究》创办后,每卷我都会专门寄一本给他。遗憾的是最新的第四卷2014年岁末刚刚出版,竟然再无呈送的机会了。

  2014823日晚,借人大历史学院主办第八届联谊会的机会,先生亦专程赶到会场与大家座谈。这可能是先生在学界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。虽然入场时腿脚略显不便,但坐定后面对来自日本、韩国和中国大陆、台湾中古史学界的数十位青年后生,九十高龄的先生精神甚佳,思路清晰,谈吐有力,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仍无疲态,给予我们莫大鼓励。据罗新老师说,先生在公开场合发言,一定都是精心准备,遣词造句常常反复思量数日之久。但那一晚的田先生,却是十分特别的。虽然话题都是因青年学者的提问而起,但先生毫不避讳地谈到他早年的求学历程、对唐长孺先生学问的评价、和台湾逯耀东先生的交往等内容。现在想来,不免让人感到先生当时在这一场合或许别有一番心绪的存在。

  先生仙逝后,我匆忙赴京参加告别仪式。返沪后的1230日上午,即有复旦历史系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课。上课前我特意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向学生介绍先生的生平与业绩。大屏幕上打出了罗新老师在微博上发布的那张先生的背影照片,据说先生自己最为满意。不由想起2008年清明,在周一良先生逝世七周年之际,先生与祝总斌先生还有阎步克、陈苏镇、罗新、叶炜诸位老师一起去给周先生扫墓,我们魏晋专业的几位研究生随侍。

  周先生的墓园在北京西郊,记得当天刚刚下过雨,路上有些泥泞。先生着一双布鞋,和祝先生、阎老师、罗老师等走在前面。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,想到不久前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买到的两本旧书,是先生1970年代在中央党校上课时编写的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讲义。忽然很想问问先生在党校授课时,是否就已经想到了《释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》那样的问题?在1979年第3期的《中国史研究》上发表了这篇论文后,十年时间里,先生构筑了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崇山峻岭,垂范后学。但我还是会想到鲁迅在《野草・题辞》中说的话:“地火在地下运行,奔突;熔岩一旦喷出,将烧尽一切野草,以及乔木。”我很想去寻找1979年之前先生心中的“地火”。

 

(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,原载《东方早报・上海书评》2015111日)